【转载】海边的阎连科：来香港教书是一种逃离

特约撰稿人 付子洋 发自香港July 04, 2018
2018-07-03

阎连科被称作 “荒诞现实主义大师”，是华人世界首位卡夫卡文学奖获得者，曾三次提名国际布克奖长名单，也被视为下一位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。摄影：张华东
三点差一刻，助教还没到。讲台上一块老旧的石英钟扯着缓慢的步子，鹅黄色的灯光打下来，落在围着讲台的扇形阶梯座位上。老人推门进来，提了一个不锈钢茶杯，手拿老花眼镜，目光巡视四周后，落座第一排——我的旁边。教室里三三两两坐着人，无人注意到他。

“这是那个创意写作班的教室吧？” 他打破沉默，听上去更像一位来旁听的人了。但我已无数次看过他的照片。他比从前胖了一些，背也更驼。不说话的时候，偶露出一种锐利的眼神，一只手习惯性合拢，轻轻搭在下巴边——这在他的照片中十分常见，仿佛审视着世间一切，又好像坠入了某种思考中。一旦开口，脸上的肌肉松弛下来，配合一口淳朴的河南乡音，显示出十足的亲和力，是阎连科没错了。为了保持矜持，我冷静地回答：“是的。”

阎连科被称作 “荒诞现实主义大师”，是华人世界首位卡夫卡文学奖获得者，颁奖词称他是 “中国的赫拉巴尔”，“拥有面对现实的勇气”。他曾三次提名国际布克奖长名单，也被视为下一位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。近年来，这位作家拥有了一个新身份——中国人民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的教授，跨越 “京港时差”，开启了双城教书记。

阎连科却说，近年最大的感受是——“写作无意义”。迈入生命的第 60 年，如同踏进了一片粘稠的沼泽：文学早已坐上时代的冷板凳，写作环境不断恶化，发现自己 “也没有那么大才华” 的同时，担心死亡会比 “最想写的那本书” 先到…… 但站在讲台之上，这位深陷 “写作无意义” 困境的作家，仍在努力勾勒 “写作的意义”。

文学课
“每次你们上课有人走掉，我就特别害怕，是我讲得不太行是吧？”
这门课刚开始时，还是香港的回南天。

科大临海，清水湾在那几天大雾弥漫，看不见西贡海里的帆船、岛屿和绿水。户外的地板瓷砖上落了薄薄的水汽，人一走过，留下清晰的脚印。

同学柳柳那时在路上遇见过阎连科，他戴白色护脖，遇见熟人，远远地抬起手来打招呼。

阎连科是个老派人，上课只用手写的讲稿，两面用蓝黑墨水写满了字。这学期讲十九世纪文学，从最基本的人物、故事、细节、语言开始，一点点教，他老说：“就像画家学素描一样，我们一定要从写实学起，从基本功练起。” 他记性极好，偶尔卡壳时，会把金边老花眼镜架在鼻梁上，辨认草稿纸上的字。

近年，阎连科在香港科技大学担任驻校作家，课名叫《中文创意写作》，班上有 60 个学生，大多是理工科出身。也有不少人因仰慕阎连科而来。摄影：张华东
这门课名叫《中文创意写作》，今年是第三年开了。这些年，余华、迟子建、舒婷、韩少功、苏童等，都曾来此担任驻校作家，秋天台湾作家骆以军也会来。西贡的清水湾，俨然是香港的一个文学重镇。

班上有 60 个学生，大多是理工科出身。也有不少人因仰慕阎连科而来，我是从香港中文大学过来的旁听生，编剧邢本宁从台湾远道而来，拍摄《美丽上海》的导演彭小莲则经常戴着墨镜坐在后排。还有一位七十岁的老婆婆，据说亲历过共和国史，想将故事写下来。也有一个同学表示，上这门课是为了写言情小说。

站在讲台上，阎连科最爱拿自己的作品开刀，理由是：“说我自己最不容易得罪人”，讲多了又会说，“我老讲自己，这样显得有点无耻”，然后挠一挠脑袋。

作为一位以喷薄的想像力闻名的作家，他的课堂常会沉浸在一团团电光闪现的灵感乌云中。一次，他讲起《年月日》，是去西安看病，路过一大片玉米地，漫山遍野的叶子在风浪中荡漾，忽然，便想到了一个老人、一只狗、一棵玉米的故事，“你阎连科能够在一瞬间想到《年月日》这个故事，是因为你熟悉每一棵玉米苗的生长。” 又说起《炸裂志》，是有一回从香港去深圳，在罗湖口岸过关的一瞬间，这个小说成型了。同学们课下在一块儿长吁短叹。我们也无数次从罗湖过关，每次都只会抱怨人多。

阎连科将自己的创作风格命名为 “神实主义”。在课上，他解释这个词来自《四书》中的一个情节：一位右派作家渴望回到书桌前写作，为了种出亩产万吨的小麦，为了让花生长得像玉米一样大，他就把手指割破了，每次用鲜血灌溉土壤。

“你会发现这里超越了生活，进入了想像。”

“静脉的血流干了，作家就想了一个什么办法呢？他在狂风大雨的一天，割破了动脉血管，让喷射在空中的血液顺着雨水浇灌下来！” 讲到这里，他的语气很兴奋，甚至抬起手来，示范了一个割喉的动作，教室里发出了轻微的赞叹声，我抬起头，好像血水会从天花板上落下来一样。

那堂课专门讲 “细节”，这常是他写作激情的来源，他说细节最重要的功能，是完成文学精神。阎连科拿陈凯歌的电影举例。文革中，批斗会上要给人戴铁的、木头的手铐，如果将这个细节换作纸手铐呢？“我给你一个纸做的手铐，你把纸弄破了，我就可以开枪了。这样一个细节，就完全写出了人对人最大的困境，你无法吃饭，无法动。你如果觉得这个纸硬，磨破了手，那好，我给你倒上水，那就更可怕。稍微转换，小说的意义就彻底不一样了。”

那是阎连科讲得最有神采的一堂课，他很激动，语速越来越快，这时，有几个旁听生要赶去其他教室上课，起身打开了门。他忽然停下，抓了下头，有些委屈地说：“每次你们上课有人走掉，我就特别害怕，是我讲得不太行是吧？”

每周他会布置大家读一篇小说，到下周上课再请学生复述情节。有一天，要读哈代的《三怪客》，无人响应。他干脆停课一小时，让大家读书，自己坐在讲台上，闷闷不乐的样子。后来他告诉我：“其实我上课的目的，完全不是为了培养大家以后变成一个作家，能写出小说来，我只是希望让无论是学文科的学生，还是学理工科的学生，感到文学没有那么神秘，让他们喜欢读小说。”

每堂课的最后一小时，学生要来构想小说，阎连科当场为其发展小说情节，这是一个由 60 人当场见证想像力的时刻，也是他自己设计的，原本这一课时可以由助教来上。同学柳柳感叹：“这简直是当代十日谈。” 我掐指一算，也确实上了十次课。

这一次站在教室中间的，是一位戴眼镜、身材细瘦的男生。

“我小的时候，身体不好，长大以后，我妈告诉我，在我小的时候，她做了一个梦。梦见在北方农村的那种平房里，有一天夜里，一个孩子趴在窗户上盯着我，我妈年轻时流过产，这就是那个孩子”，男生讲得激动，说话有些结巴，“她是来复仇的，她….. 她要杀了我。我妈就把她叫进屋里，然后拿起剪刀，第二次杀死了她，从此以后，我的病就好了。”

一个明清小说式的奇谈故事，我在心里想着，眼前的作家则微微皱眉。

“难就难在，怎么写母亲第二次杀死孩子的心理活动。”——我已经杀过你一次了，第二次即便是在梦中，即便知道你已经死了，母亲要下手杀死孩子前，也会经历钻心的痛苦和挣扎。可能是想像到了那个画面，有人深吸了一口气，作家接着说，“失去一个孩子，对母亲这一生，写出这种痛苦，比写奇谈怪说有意义。”

“阎老师把你的小说上升到了心灵的高度”，台下的文学批评家刘剑梅教授点评道，大家一下笑起来。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，作家脸微微泛红，目光澄澈，讲到激动时会伸出一只拿着笔的手，在空中划动，这一块怎么写，那一块怎么写，像是画家在勾勒轮廓，在他手臂的每一次挥动中，我仿佛已经看到了这篇精彩的小说。

香港
“三年前决定来香港教书，是一种逃离。”
黑色的皮质沙发上，阎连科正拿着手机看 NBA，还开了弹幕。

2018 年 5 月 6 日早上十点，阎连科香港家中。摄像师正在调试灯光，记者在最后复习采访提纲。这是日本 NHK 电视台在拍摄纪录片，他们要拍摄一个系列短片，对象是各个行业最顶尖的大师，阎连科同意我在一旁观看。他是现在日本最负盛名的中国作家，2015 年，凭《受活》获得日本读者评选的 Twitter 文学奖，这是象征人气的大奖，也是亚洲作家首次获得，有日本媒体称，“一个阎连科的时代” 已经到来。

阎连科身旁是木质的写字桌，上面呈 60 度角斜放了一块木板。他有严重的颈椎病，不能长时间埋首，这是年轻时留下的病根。摄影：张华东
他在房间里来回踱了几次步，又回到沙发上，“那我先坐一会儿，NBA 赛事正紧张呢。” 阎连科喜欢看 NBA，聊起来眼睛会发光。他喜欢勇士队，最喜欢的球星是库里（港译：史堤芬居里）和杜兰特，不喜欢詹姆斯，照他的话讲是 “身体素质太好，太无所不能了”。在体育游戏中，他迷恋先天一般却突破重围的美感，很像是海明威所说的——grace under pressure，也让我想起他笔下那些一开始就被设置在绝境的司马蓝、先爷、尤四婆们。

阎连科身旁是木质的写字桌，上面呈 60 度角斜放了一块木板。他有严重的颈椎病，不能长时间埋首。这是年轻时留下的病根，江湖上一直流传着他那时 “一天写一万字” 的传说。曾有过更痛苦的岁月，《日光流年》是趴在床上写完的。

他平时在这张木板上，用钢笔和草稿纸写作，有点像在画板上绘画。木板上夹着一篇短篇小说，名叫《中国笼鸟》，上面有许多涂改液和铅笔修改的痕迹——这和他年轻时不一样，那会儿他很少会回看自己的文章。

桌上只有两本书，一本《新华字典》，一本《阿赫玛托娃诗集》。看我好奇地拿起了后者，他介绍说，“第一本没有后面两本写得好，她写得比那些得了奖的好得多。” 阿赫玛托娃是俄罗斯 “白银时代” 的代表性诗人，被誉为 “俄罗斯诗歌的月亮”，苏联政府嘴里的 “荡妇兼修女”，在十月革命后历尽迫害。

我和阎连科的第一次对话，发生于一次课后。

我本科在西南一所大学读新闻专业，隔壁就是中文系。大约是偏隅蜀地，这所学校有一群不疾不徐的年轻人，在一块儿办独立杂志、开读书会。阎连科是我毕业前读的最后一位作家。一个夏日午后，十多位少年围坐茶室内，讨论《耙耧天歌》。

之前，我和主讲人一起读这本书，亲眼见到她在合上书页那一刻，长叹了一口气，感慨：“这奔涌的才华啊”，而后久久失语的样子。阎连科是一个拥有自留地的作家，而一个有意从事写作的年轻人却可能为缺少叙事资源沮丧。那次读书会后，我和主讲人在树林子里垂头丧气，回顾乏善可陈的人生，我们一致的感受是——“非常挫败”。

大概是 “非常挫败” 四个字说得太过真诚，当我告诉阎连科这件事时，他愣了一下，显得有些动容，“你们在学校里一路读上来，这样的人生也是我没有经历过的。”

在《阎连科的文学讲堂》一书中，他曾写道：三年前决定来香港教书，是一种逃离。他那时刚拿卡夫卡奖不久，却好像正经历着一场心灵危机。后来我问他，他说：“想找个地方躲一躲雾霾，北京的生活也非常混乱，每天吃饭见人，在饭局上走来走去。”

他住在科大半山的一套海景公寓里，至今保持着部队出身的秩序感，每天早上写作两个小时，雷打不动。偶尔会看书，最近钟爱舒尔茨，因为 “他是真正的天才，语言像油画一样。” 平时老下面条，笑说因为饥饿的经历，什么都觉得好吃。傍晚时分，会去海边的操场锻炼，或是后山的亭子里乘凉。夜里十点，也就安然睡去了。

午后，摄像师提议外出取景，我们下山到了海边。年轻的女记者忍不住捡起了贝壳，他看了一眼，嫌弃地说，太小。这位富有经验的爷爷经常带小孙女来玩，海水退潮后，现出一条小径，连着另一块更广阔的沙滩，那里有一个农场，可以摘菜，可以喂羊。

采访的最后，记者请阎连科在一张纸上题词，这是这个系列短片的保留环节。他想了一下，拿笔写下了一句让记者惊慌失措的话，这和之前几位受访者的基调太不一样。

河南
他这样定义自己和世界的关系：“一个懦弱的人和拳击运动员。”
今年 60 岁的阎连科回顾人生，常常会用到 “命运”、“选定” 等词。

1958 年 8 月 24 日，他出生在河南嵩县田湖镇。

少年时代，“权力” 和 “饥饿”，是被装订进命运的两个词。他的记忆里没有在革命的浪潮中手拿红宝书的激情，只有生存。太饿了。他记得村支书的女儿拿着一个馒头小口嚼着——“并不是吃，是小口地嚼着，像展示出她美好的生活一样，展示出她手里的馒头”，也记得十几岁时第一次骑车去洛阳，黄昏时分，洛阳城华灯初上，城市的灯火像雨水一样浸湿了他的心。

“逃离土地” 是前半生的主题，少年行走于世间，身上背的武器是纸笔。刚出道的阎连科根正苗红，在课堂上，他经常讲短篇处女作《天麻的故事》，戏称为 “新时期文学正能量的鼻祖”。

2005 年 3 月，北京，阎连科接受媒体专访。摄：Imagine China
1979 年的中越战争，阎连科差点儿就上了战场。军旅文学中，当红作家在书写士兵不能上战场的痛苦，而士兵阎连科亲眼见到的痛苦，是战友们对战争的恐惧。像是一个巨大的破绽，现实让他看见的是人性的真相，而不是英雄身后的金光，他第一次感知到了文学的真实性。

“我本来是一个胆小的人。” 有一次想方设法从部队回家，母亲一见到他，手里的盆掉在了地上。老屋里挤了三十多口人，全部围着收音机，在听前线的消息。他已经两个月不能往家里去信了，家里人都以为他上了战场。父亲有哮喘，每夜失眠，围着老屋的院子转。“等我回家时才看到，院子里原本一片荒芜的草地，已经走出了一个圆。”——这是《我与父辈》里写过的情节，但 NHK 采访那天，讲到这一段时，他依然数度哽咽，我坐在一旁，清晰地看见他流下了眼泪。

阎连科从此专注于书写 “人”，这时最多的主角是 “逃兵”，这之后，则是中国大地上的底层农民。

第一次危机是在 1994 年来的。两山战役一直持续到 1990 年，中越两国领导人在 1991 年正式握手言和，像是亲密的兄弟。阎连科的《夏日落》中，主人公却追忆着浴血奋战，为之牺牲的兄弟。这是他第一次受到海外关注，被称为 “第三次军事文学回潮”。《夏日落》在 1994 年被禁，阎连科写了大半年检查。

体制内作家阎连科从此不再触碰军旅题材，却意外收获了文学的礼物。

他那时有严重的腰病，躺在病床上，无事翻书，马尔克斯、卡夫卡、博尔赫斯，这些 “以前从来看不进去” 的 20 世纪文学，突然在阎连科的世界里腾空爆炸——他再也不能接受传统的现实主义写作了。王德威说：“九十年代中期以后，阎连科仿佛开了窍”，无穷的想像力喷薄而出：先爷、尤四婆、受活村的绝术团、司马蓝的喉堵村、《坚硬如水》中的红色语言，在他笔下那片 “神实” 的耙耧山脉竞相出现，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奇观。

新千年以后，麻烦接踵而至。

2014 年 10 月 22 日，阎连科在捷克首都布拉格被授予弗朗茨—卡夫卡文学奖，成为获得该奖项的首位中国作家。摄：Imagine China
2003 年出版的《受活》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：一个处于现代社会边缘的 “受活庄”，在县长的领导下，用庄里上百个聋、哑、盲、瘸的残障人组成 “艺术团 ”，他们计划通过表演赚钱，去俄罗斯把列宁遗体买回来，建成 “列宁纪念堂” 作为旅游景点。这是对中国现实辛辣的讽刺，那一年之后，阎连科二十多年的军队生活被迫终止，彼时他已拥有较高军衔，部队秘书私下曾调侃说，“给你批转业是效率最高的一次。” 描述文革期间，军长夫人与炊事兵偷情的《为人民服务》也给阎连科带来麻烦，但他说这一次，“心里比较坚固，没有《夏日落》（出事时）那么慌了。”

阎连科很少掩饰自己懦弱的一面，《丁庄梦》是他最大的遗憾——这部作品触及了河南省九十年代以来的艾滋病危机。作为一个作家的懦弱，是将一开始想写的纪实文学降格成了加入北京作协后的 “立功之作”，变成了 “我的写作里从来也没有过的那么温暖的故事。” 而同去艾滋病村采访的记者，却在手记里记录了他最初作为一个人的懦弱——一个刚去村子里，害怕与艾滋病人握手，不愿接过病人手中的杯子，每晚要跑回县招待所安歇的阎连科。

但刘剑梅在采访中补充了一个细节：《丁庄梦》出版后，每逢过年，阎连科都要回艾滋村去，给孩子们发压岁钱，“政府没发钱，他自己掏腰包，给他们买面粉什么的。当时我和我爸爸在美国听说这件事，就感慨，这个作家的文学语言和行为语言真的是一致的。” 刘剑梅是刘再复先生的女儿，也是最初邀请阎连科来此任教的人。

“从体制生长而出，又回击体制，这种回击需要的是一种针对自己的力量。正如一个剑客被敌人从背后抱住，他只有抽刀刺向自己，穿过，然后才能击落敌人。” 我大学里的当代文学老师如此评价阎连科。

无独有偶，最近一次采访中，作家本人这样定义自己和世界的关系：“一个懦弱的人和拳击运动员。”

写作无意义
“一旦知道红线在哪里，这些东西都会限制你的想像力。”
清明节过后的一天，刚下课，我随着阎连科从教室走出，向他提出采访。“这几年最大的感受是，写作无意义”，他刚结束北美高校的巡回演讲，还没有倒过时差，在扶手电梯上，皱着眉头，显得有些烦躁。

后来他告诉我：“我想这很难说清是某一件事导致的觉得写作无意义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随着国内情况发生的变化，随着文学标本的越来越混乱，你会感觉到写作的无意义。这是一个非常颓废的感觉。我也希望有一天从这种感觉中走出来，重新回到比较好的写作状态去。但这需要一段时间，可能真的需要一种写作的契机。”

作家的困境首先是来自他的创作。

2 月 9 日，第一堂课。阎连科带来了还未发表的短篇小说《道长》，并提到写作的重复：“刚才刘剑梅老师说，’诶，你那个小说，最后他媳妇吐了一口痰在他脸上，我怎么看你别的小说也有这个情节？’这个其实我自己是不知道的。”

此前他出版了在港科大教书的讲稿——《阎连科的文学讲堂（19 世纪卷》和《阎连科的文学讲堂（20 世纪卷》。在系统地梳理了资料后，阎连科突然意识到今天的写作都是在重复前人，我们还没有创造出 “21 世纪的文学”。

“可能年轻的时候，你不知道山顶在哪里，只管向上爬就行了。但现在，随着年龄增长，而且你也没有那么大的才华。知道你无法超越前人，这种情绪是非常悲伤的。” 他说。

阎连科心目中的 “伟大作家” 分两类，一类像博尔赫斯那样，他的小说来自图书馆。另一类，以托尔斯泰为代表，他的脚下有一整片土壤，那是十九世纪俄国上流社会的生活经验。阎连科说：“你坐过一百次监狱，生过一百次病，就算你是毛泽东，博尔赫斯写五千字，托尔斯泰写一部像《战争与和平》那样的作品，十几万字也就完了。” 生活无法永久地支撑一位作家写作，“你担心的是想像的枯竭。”

“欧洲作家，如卡尔维诺，是有哲学感的。在他笔下，生活经验可以裂变，爆发出原子弹一般的能量，熊熊大火融化整片沙漠”，我的一位文学老师如此评价，而 80 年代以降的中国作家大多是 “上山砍柴”。

一面是写作的自疑，另一面，生命无可阻止地流逝。

“过了五十岁后的这些年，几乎每天都情不自禁、无可阻止的想到‘死亡’两个字。”

香港西营盘的圣士提反女校花园，埋藏着作家萧红的骨灰。31 岁病逝香港的萧红没能回到呼兰河边上的乡土，她一半骨灰被装进了花瓶里，埋在树下。这之后再遍寻不得，有朋友来过，带走了一抔黄土。

阎连科去过两三次那片荒林，“那所学校的校长都不知道萧红埋在这里，后山翻修过好几次。” 和站在博尔赫斯墓前、或漫步川端康成小径的感受不同，“在那里非常苍凉，非常感慨，也想到许多自己人生与命运的事情，这是一个很伤感的话题，就不说吧”，他对我说。

不难理解他的感受。这几年，他常在各种场合提及两件事：一则，江苏作家陆文夫逝世十周年，陈丰女士拟为其出版纪念文集，出版社皆以 “没有市场” 为由拒绝。二则，张贤亮去世后，一篇报导标题为：《一个靠死亡来占有版面的作家》。“要知道他们都是我们上一代最优秀的作家”，阎连科将此形容为 “一个人过早地看到了一生追求的结局”。

“文学已经从社会运行的核心中剥离出来了。”

阎连科的《受活》日文版 2014 年上市，首印 8000 册销售一空，四个月内再版三次，创造了中国作家在日本的销售奇迹。2015 年，《受活》获得日本读者评选的 Twitter 文学奖，是亚洲作家首次获得。摄影：张华东
接受端传媒采访时，蒋方舟如此评价千禧年后的现状。而见证过 80 年代文坛热闹的阎连科，1978 年发表处女作《天麻的故事》。三四千字，拿了 8 元稿费。那时他当兵两个月的津贴才 4 元。

蒋方舟同阎连科是忘年交，据她回忆，好像是写《炸裂志》的前后，他开始感慨 “写作无意义”，那是 2013 年。《炸裂志》也是阎连科最后一部在国内出版的长篇小说。《四书》曾联系过十余家内地出版社，最终却只能在港台出版。他张罗着在内地出版科大学生的作品集，但出版社要求封面上不能出现 “阎连科” 的名字。

同在国内遭遇出版困境不同，《受活》日文版 2014 年上市，首印 8000 册销售一空，四个月内再版三次，创造了中国作家在日本的销售奇迹。但在 NHK 的采访中，记者曾问到母语读者的问题，他坦诚了自己的渴望，“就像马尔克斯的一些表达，也一定要拉美的读者才能懂。”

邢本宁是我在课堂上的同学，她是台湾本事剧团团长。在台湾做京戏，境地两难，常常 “里外不是人”。她曾对我说，“我有时会想，阎老师会不会特别渴望河南读者，不只是方言，还有跟他有类似生命经验的读者。” 当我写作这篇报导时，她发来微信，说《圣经》中的一句话万般精准地概括了她的心境：“我的弟兄看我为外路人，我的同胞看我为外邦人。” 她说，我相信阎老师心底也有许多时刻如此。

“这两年明显感觉到他情绪不太好。” 刘剑梅常在傍晚外出锻炼时遇见阎连科。在这个拥有 180 度海景的操场上，他会同她聊博尔赫斯，也会聊新闻、聊时局，“我觉得他还是放不下内心的大关怀。”

2016 年，华东师范大学政治系的江绪林老师自杀身亡，遗言中有一句话——“无法反击，因为本身没剩下值得捍卫的美好之物，公共正义也没有燃烧我的心灵”。深夜，阎连科给蒋方舟发来微信：“我们苟活的理由又是什么呢？”

“写作者在面对现实的时候是很无力的。一方面是文学已经不是现代生活文艺的基本方式了，也不是人们了解世界内在运行逻辑的基本方式，创作者、读者、评论者变成一个很狭窄的圈子；另一方面是作家本身作为社会一份子的无力，这种无力和一个小商人、体力工作者、互联网从业者没有任何区别。” 蒋方舟说。

“一旦知道红线在哪里，这些东西都会限制你的想像力。” 阎连科对我说。

阎连科近来出现在公众视野中，是因为一场被标签为 “苦咖啡文学” 的讲座。这次讲座中，阎连科提到了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标本由 “重” 向 “轻” 转移的趋势。《好奇心日报》记录了这样一个细节：“阎连科有 2 年多的时间都没有站在这么多人的面前讲话。这是他自己下的决心，看自己能不能 5 年、10 年完全在家里待着。结果过了 2 年多，他就忍不住找这次讲座的主办方凤凰网，问能不能做点什么。

谈及 “苦咖啡文学”，蒋方舟对端说：“我觉得阎老师更多的是针对时下流行的创作趋势提出自己的想法。年轻的写作者受西方文学和日本文学影响大——无论是写法、题材还是视野，更关注人的内心状态。但西方社会趋于稳定，中产是文学的主要描述对象和消费者，创作者因为已经难以捕捉社会巨变，所以目光往具体人的内心深处去。中国社会还是有很多变化正在发生，如果创作者对这些外部变化视而不见，仅仅探讨人的内心，未免有些可惜。”

2018 年 3 月 2 日，元宵节，香港科技大学山顶的高研院演讲厅，台下有几百位师生，包括香港科技大学校长。阎连科身着枣红色衬衣、黑色西装登台，他演讲的题目是《文学人性论》，他说作家的人性和其写作是密不可分的。

“我们这一代中国作家，没有那么爱文学，没有那么爱人，也没有那么爱我们的民族和国家…… 我想，我们今天不能真正写出伟大作品，是我们作家的人性真的没有像大家想得那么光彩。” 他声音一哽，眼神恍惚了一阵，场下静默无声。

阎连科今年六十岁，头发花白，有些胖，颈椎不好，脖子常微微超前倾着。采访当天，摄影师请他站在一块礁石上，那一刻令人想起了《老人与海》的故事。摄影：张华东

写作的意义
“一生的写作必然是一种失败，但是自己这一生努力了，大概也就无憾了吧。”
“终生努力，而一事无成。”

NHK 采访当天，阎连科在题词纸上写下了这么一句话。看到大家手足无措的样子，他打了一个圆场，“这句话的前半句也很重要嘛。”

在写作《丁庄梦》、《风雅颂》、《炸裂志》等书的近 10 年里，阎连科曾为了出版不断妥协，直到《四书》，这是他目前为止最满意的一部作品，涉及了 50 年代的大饥荒，和知识分子无法回避的记忆。他说，最终让他下定决心不再自我审查，是去到很多老作家的病床前，听到他们说，“我这一生最想写的那本书还没写。”

采访的最后，阎连科对我说：“香港三年最大的收获，是让我坚信文学唯一的价值就是创造。” 他的新作是一部宗教小说，这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几乎是一片空白的领域。他曾花了三年时间，看遍了世界上所有好的宗教小说。发现只有两方面的主题：权力对宗教的迫害，或是无限地夸大宗教的力量。“但 49 年以后，除了文革那段时间，宗教在中国最主要的敌人不是共产主义，不是权力的压迫。最可怕的是世俗的温暖，在一点一点融化着宗教的神圣。”

“对优秀的作家来说，宗教的那种严酷超验，和现实的世俗如何碰撞，一定是很有诱惑力的创作题材。” 提到阎连科为何会写作宗教小说，蒋方舟如是说。

刘剑梅认为 “写作无意义” 只是一种情绪，她开玩笑说：“你看他老说写作无意义，也没有真的不写呀。” 而这位作家告诉我：“一生的写作必然是一种失败，但是自己这一生努力了，大概也就无憾了吧。”

时间进入最后一堂课。

最后十分钟，阎连科讲到了小说的结尾。文学家有一个常识：小说结局的不可控和唯一性，是故事决定结局。阎连科却坚信作家可以行使权力，他以托尔斯泰——这位他常挂在嘴边的 “伟大作家” 举例：“如果托尔斯泰没有让安娜卧轨，而是让安娜像娜拉那样出走，这个小说在今天来看是不是就多了一层女性主义的含义？” 又接着长驱直入地分析阿 Q 死前 “画圆” 的细节：“鲁迅完全有权力决定阿 Q 死前画的是什么。假设，鲁迅没有让他画圆，而是画个女人，或者画个孩子。他什么也没讲，但给我们留下的余地非常多。比起今天我们看到的《阿 Q 正传》，细节有没有带来更大的可能性？”

这让我想起了第一堂课，讲 “小说的诞生”。他说，“小说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人类的任何经验都可以是最原始的材料。” 写作的诀窍——是朝着生活的反面去写，伟大的文学一定要写出 “人物的光芒” 来。“我们要非常清楚，小说，它即便是生活的一面镜子，它也不是掉落在地上的、掉落在生活中间的镜子。伟大的小说一定是超越生活的，是高高在上的，在生活塔顶上的那一面镜子，它照耀人类，照耀生活。”

“文学，是要完成某种精神的。” 时针指向六点，这个学期结束了。阎连科深深地鞠了两个躬，台下掌声雷动。

作家阎连科今年六十岁。他头发花白，有些胖，颈椎不好，脖子常微微超前倾着。他生于河南，有时住在香港。采访当天，摄影师请他站在一块礁石上，那一刻令人想起了《老人与海》的故事。大雾弥漫，他佝偻着背，眺望着海平面的方向，远远看过去，像是一位船长。

（感谢日本 NHK 电视台、记者房满满、自由摄影师张华东对本文采访的协助）

原文：《海边的阎连科：来香港教书是一种逃离》 https://theinitium.com/article/20180626-mainland-yanlianke/#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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